在肿瘤、感染和自身免疫性疾病中,T细胞和B细胞并不是随机分布的。不同免疫克隆在组织中的扩增、迁移和分化位置,往往决定了免疫反应能否有效发生。然而,长期以来,研究者面临一个关键技术难题:既要知道免疫细胞“是什么克隆”,又要知道这些克隆“在哪里”,并不容易。
单细胞转录组联合V(D)J测序可以同时获得细胞状态和免疫受体序列,但组织解离会破坏原有的空间结构;空间转录组能够保留组织位置信息,却难以利用常规短读长测序完整捕获TCR/BCR的CDR3区域。
近日,泛因医学联合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刘晓教授等临床科研团队开发了一种空间免疫组库测序方法——SpaCir-VDJ。该方法采用“多重PCR富集+文库环化”策略,将原本距离较远的空间条形码与V(D)J CDR3区域连接到适合短读长测序的紧凑模板中,从而在标准空间转录组流程基础上,同时获取组织转录状态与空间免疫克隆信息。
TCR和BCR的高度多样性主要来源于V(D)J重排,而其中的CDR3区域通常被视为识别不同免疫克隆的关键“分子身份证”。
在常规3′端捕获型空间转录组文库中,空间条形码位于转录本的3′端附近,而CDR3位于TCR/BCR可变区。二者在线性DNA分子上的距离可能达到数百个碱基。
这意味着,常用的双端150 bp测序往往难以在同一分子中同时读取:
• 用于确定组织位置的空间条形码;
• 用于定义免疫克隆的CDR3序列。
与此同时,TCR/BCR转录本在复杂组织中的丰度相对较低,进一步增加了直接捕获的难度。
此前已有研究尝试通过长读长测序、定制杂交探针或更长的PE300测序解决这一问题,但往往伴随着测序成本上升、流程复杂度增加或碱基错误率较高等问题。
SpaCir-VDJ并没有单纯延长测序读长,而是重新设计了空间免疫组库文库的分子结构。
研究团队首先从标准Visium空间转录组产生的带空间条形码cDNA中,分出一部分用于TCR/BCR靶向富集。
研究人员设计针对IGH和TRB可变区的多重引物,对CDR3上游区域进行扩增,同时利用与Visium固定序列互补的通用引物,优先富集携带空间条形码的TCR/BCR分子。
与先环化、后扩增的策略相比,SpaCir-VDJ选择先对低丰度免疫受体模板进行富集,有助于减少稀有克隆在环化过程中的随机丢失。
富集后的线性DNA在定制splint寡核苷酸辅助下完成首尾连接,形成单链环状DNA。
环化后,原本在线性分子两端、相距较远的空间条形码和CDR3区域被拉到相邻位置,从而绕过线性片段长度对短读长测序的限制。
研究团队以环状DNA为模板进行第二轮扩增,最终获得同时包含空间条形码、CDR3及J区信息的文库。其中,Read 1读取空间条形码,Read 2覆盖CDR3和J区。
因此,SpaCir-VDJ可使用常规双端150 bp测序,而不依赖长读长平台或PE300测序。
此外,团队还开发了配套分析流程,用于完成环状文库序列重建、空间条形码匹配与纠错、UMI去重以及克隆型鉴定。
研究团队首先在两例扁桃体和两例淋巴结样本中,对SpaCir-VDJ进行了验证。
每个样本分别构建IGH和TRB文库,测序数据量约为20 Gb,并基本达到测序饱和。空间转录组中IGHC、TRBC的表达水平,与SpaCir-VDJ获得的IGH、TRB UMI数量呈显著相关(图A),说明免疫组库信号与对应转录本丰度具有较好一致性。
在四个淋巴组织样本中,每平方毫米可检测到数百至超过1000个独特的IGH或TRB克隆型(图B,C)。进一步分析显示,高度扩增的BCR和TCR克隆在组织中并非随机分布,而是表现出明显的空间聚集特征(图D,E)。
这表明,SpaCir-VDJ不仅能够判断某个克隆是否发生扩增,还可以进一步回答:扩增的免疫克隆集中在哪些组织区域?

生发中心是B细胞完成体细胞超突变、亲和力成熟和类别转换的重要场所,通常可分为暗区和明区。研究团队将空间转录组、病理学注释和免疫组库信息结合,对生发中心内的B细胞克隆状态进行了分析。
结果显示,暗区具有较高的AICDA表达和体细胞超突变水平;明区则富集滤泡树突状细胞和T滤泡辅助细胞相关信号。位于明区与暗区交界处的区域表现出浆母细胞和浆细胞分化相关特征,可能代表亲和力选择后向抗体分泌细胞转变的过渡性生态位(图A-C)。

通过重建IGH克隆家族和谱系树,并将谱系关系重新映射回组织空间,研究人员观察到部分B细胞克隆可能从明区向明区—暗区交界区域重新分布。
更值得关注的是,研究还推断出部分克隆可能在不同生发中心之间发生空间再分布。

传统观点通常将单个生发中心视为相对独立的免疫反应单元,而这项研究提示,在部分组织样本中,不同生发中心之间可能存在更广泛的克隆交流网络。
不过,研究人员也强调,这些结果主要基于克隆谱系和空间位置关系推断,仍需通过活体示踪等实验进一步验证。
除描绘免疫克隆的空间分布外,SpaCir-VDJ还被用于分析BCR体细胞超突变与局部转录状态的关系。
研究人员根据IGH突变水平,将生发中心暗区划分为高SHM、低SHM和无SHM区域,进而识别出多类与高SHM相关的候选基因,包括:
• 染色质重塑和组蛋白相关因子;
• 转录及RNA剪接相关因子;
• 细胞周期调控因子;
• DNA损伤修复及核结构相关因子。
随后,团队在具有持续SHM特征的Ramos B细胞模型中,对候选基因进行了shRNA敲低实验。结果显示,敲低MDM4、LYN、EAF2和H2AFY均可导致SHM水平下降,为这些候选基因参与体细胞超突变调控提供了功能实验支持。
进一步分析提示,不同基因可能作用于SHM过程的不同环节。例如,H2AFY敲低伴随AICDA表达下降;LYN可能通过影响生发中心样细胞状态间接调控SHM;EAF2则可能与错配修复相关过程有关。
这一结果表明,空间免疫组库并不仅是描述性工具,也可以通过连接“局部基因表达—免疫受体突变—克隆结构”,帮助筛选潜在的免疫调控机制。
研究团队进一步将SpaCir-VDJ应用于4例未经化疗或新辅助治疗的胃癌组织。每个样本平均检测到500个以上的BCR克隆型和接近1000个TCR克隆型。
空间分布显示,BCR克隆主要富集于三级淋巴结构和浆细胞富集区域,而TCR的分布相对广泛,并表现出更明显的样本间异质性。
在部分样本中,浆细胞富集区域位于肿瘤边缘并邻近TLS。随着与肿瘤边界距离增加,BCR克隆数量和扩增程度逐渐降低。
通过重建BCR克隆家族,研究人员观察到部分优势BCR谱系呈现出由TLS向邻近浆细胞区域延伸,并进一步向肿瘤内部扩展的空间模式。

这一现象提示,TLS可能不仅是淋巴细胞聚集的组织结构,还可能参与局部B细胞克隆激活、扩增、分化及向肿瘤区域迁移的连续过程。
在T细胞方面,除一个测序质量较低的样本外,其余3例胃癌样本中,肿瘤上皮区域的累积突变水平与局部TCR扩增及多样性呈正相关。
这一结果与肿瘤局部突变负荷和T细胞重塑之间存在空间关联的假设相符。不过,该研究尚不能据此证明相关TCR能够直接识别对应的新抗原,候选TCR—抗原关系仍需功能实验验证。
与单纯提高测序读长相比,SpaCir-VDJ的主要特点在于通过文库结构设计,将短读长测序原本难以同时读取的信息重新排列到可测序范围内。其潜在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SpaCir-VDJ可使用常规PE150测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长读长平台、定制探针和特殊测序模式的依赖,有利于扩大样本规模。
该方法以带有空间条形码的poly(A)捕获cDNA为起点,可在同一组织切片中联合分析全转录组状态和TCR/BCR克隆结构。适配于标准Visium平台和Visium HD等更高分辨率的3′端捕获型空间转录组平台。
传统空间转录组可以识别某一区域包含多少B细胞或T细胞,而空间免疫组库进一步关心:
由此,空间免疫研究可以从“细胞组成地图”进一步走向“免疫克隆谱系地图”。
作为一项处于早期验证阶段的技术,SpaCir-VDJ仍存在一定局限。
首先,目前稳定捕获的主要是FR3—J区段,若需要获得从FR1开始的更完整V区信息,仍需继续优化多重引物和文库结构。
其次,该研究主要聚焦IGH和TRB。在现有Visium spot分辨率下,TRA、IGK和IGL等链的稳定空间配对仍然具有挑战。
此外,该研究所使用的淋巴组织和胃癌样本数量有限。不同生发中心之间的克隆再分布、肿瘤突变与TCR重塑之间的关系,以及候选新抗原特异性TCR,均需要在更大队列和独立实验体系中进一步验证。
空间转录组回答了基因表达“发生在哪里”,免疫组库测序则回答了免疫反应“由哪些克隆驱动”。
SpaCir-VDJ尝试通过多重PCR富集和文库环化,将这两类信息连接起来,使研究者能够在组织原位观察TCR/BCR克隆扩增、体细胞超突变、谱系演化及其与局部微环境之间的关系。
随着空间转录组分辨率不断提高、免疫受体链配对能力持续完善,空间免疫组库有望进一步应用于肿瘤免疫、感染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淋巴系统疾病以及免疫治疗反应机制研究,为理解适应性免疫反应的时空动态提供新的技术路径。
参考文献:
Hu, Z., et al. SpaCir-VDJ: a broadly compatible circularization strategy for spatial immune repertoire profiling. bioRxiv, 2026. DOI: https://doi.org/10.64898/2026.04.26.72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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